六堆開拓與發展

關於台灣地區的開發史實,可追溯到明朝天啟、崇禎年間(公元一六二四~一六四四年)的鄭芝龍、荷蘭人以及西班牙人對於台灣南北部的墾殖和經營,但拓墾地域僅限於今台南市和台北縣的淡水和基隆市附近一帶。到明朝永曆年間(公元一六六一 ~ 一六八三年)的鄭成功時代,曾大事實施屯兵制度,獎勵軍民墾荒耕種;但限於人力,開墾區域仍然集中於今台南附近的承天一府,安平一鎮,及其南北二十四里等地方;此外,點狀的開拓雖然遍及全島南北各地,但墾區面積狹小。因此,鄭氏的開拓地域僅及全島的十分之一二。到了鄭氏降清以後,負責屯墾的部將及其士兵,大多被迫放棄墾地,返回大陸,遂至已墾田園,再度成為荒廢的草地。

康熙二十二年,清軍平定台灣。翌年,設台灣一府,下轄台灣(今台南)、鳳山、諸羅(今嘉義)三縣。其所轄地區,北不過今樸子溪,南止於下淡水溪。其他地區都是叢林地帶,糜鹿成群,為平埔番散居之地,為漢人足跡所罕至。

平台後經過一、二十年的太平日子,本地人口繁衍日增,加上粵閩沿海人民因生活所迫,乃不斷冒險偷渡來台墾殖;至康熙三十五年(公元一六九六年)施琅死後,禁止潮惠人民來台的政令漸弛,粵東客家人,亦接踵而至,台灣各地的開發速度加快。

康熙時代,台灣地區開拓的中心在鳳山、諸羅、彰化、諸縣地。雍正時代的開拓中心在淡水廳,其區域包括有現在的新竹、桃園及台北市地區。乾隆時代的開拓,除台北盆地外,大多是較為貧瘠的地帶,交通不便的地區,或山腳地帶。

以上所述,是清代初期台灣土地開發的一般情形。至於客人的入墾,時間較遲,且其開墾區域,大多集中於地段較為惡劣,土壤較為磅薄的丘陵或山區地帶;而以屏東、苗栗、新竹、桃園等地區為最多。

早期客人來台,大約在清軍平定台灣後三、三年間(即康熙二十五、六年)其時海禁初開,閩、粵人民因受生活環境所迫,大量東移來台謀生。惟閩南人因佔地利(閩、台兩地較近,渡台較易),人和(台灣在明鄭時代原為閩南人的天下)關係,自較優勢;而粵東客人來台較遲,且受各種政令限制(此係出自於當時任福建水師提督,平台首功的施琅的主張禁止潮惠人民自由來台),自較為下風。是以客人初到台灣(當時實則為今嘉南地區的一部份)時,已無空地可塑,祇好在今台南市東門外,墾闢菜園,以維生計。

其後大約在康熙三十年(公元一六九一年)代左右,客人聞悉屏東下淡水溪東岸,有大量未墾荒埔;因生活所迫,乃冒著瘴癘,番害的侵襲,相率遷往開墾。而其在大陸的鄉親,亦聞風接踵而至,趨之若驚。於是人口驟增,墾區日擴。(以上節錄台灣文獻「客家入墾台灣地區考略」)。

六堆客家聚居的鄉土,分佈於屏東縣竹田鄉、內埔鄉、萬巒鄉、麟洛鄉、長治鄉、高樹鄉、新埤鄉、佳冬鄉及高雄縣美濃鎮、杉林鄉、六龜鄉等之一部份,或大部份,各鄉鎮客家人所佔之比率不一。六堆不是一個行政區域,而是同一族系之精神上的認同感,祇因其言語、風俗、習慣相同,兩百多年來敦親睦族,禍福相共,團結合作迄於今。原來是保鄉衛家,抵禦外侮的鄉團義兵成立當時的「六隊」改稱「六堆」的,終為以西勢忠義祠為中心殿堂的屏東、高雄兩縣客家村庄的總稱。這是一種象徵性的稱呼,心理上「六堆根」、「六堆感」的認同; 「血濃於水」、「唇齒相依」的鄉親族誼之肯定。

六堆客家人大部份是廣東省嘉應州的梅縣和蕉嶺縣人,中北部客家人也差不多。少數是由平遠、大埔、興寧、五華、龍門、河源、海豐、饒平及閩西之上杭、武平、永定;贛南之雲都、會昌、尋鄔等縣及廣西的客家人。

施琅平臺五年後之一六八八年,續遣部隊中有一隊是由嘉應州徵募的客家兵,人數約有一百多人,在安平、臺南、阿公店服役四年後解隊,被安置濫濫莊(屏東萬丹鄉附近)從事屯田,是為六堆最初來臺的先人,濫濫莊,可以說是六堆發祥之地。

在濫濫莊屯墾時,有人回去原鄉帶了一批青年前來(政府仍禁止攜眷渡臺),不久拓墾者增加,可是濫濫莊面積不廣,附近的麟洛河又每年泛濫流失田地,乃有人滿之患。富有守法守信等美德的我們先人,不願侵佔他族已墾田地村莊,乃拓墾現在六堆各村莊,從未有人居住的原始荒林地區。

住在濫濫莊的先人,勤勞而又年富力強,閒暇時往麟洛河摸蝦網魚,到處活動,乃發見下游與萬巒河會合處的竹田鄉,溯上去發現萬巒鄉與內埔鄉。往東港河下游又發現北岸河(其後沖出新埤大溪,此小溪已湮沒),逆水而上南岸再發見南岸十三莊,即後來的新埤、佳冬兩鄉。往麟洛河(舊河流於麟洛屏東間已失)上游則發見麟洛鄉長治鄉(有一大部份是邱永鎬公由台南方面前來拓墾的),再上去就是右堆發祥地,里港鄉的武洛莊(後移美濃高樹)。各地的發見拓墾都差不多是同一時期。

明知叢林地不容易開墾,但在進退兩難的關頭,加上年青人的衝勁和意志,披荊斬棘,驅蛇逐獸,不久闢出一片耕地。歡喜之餘,即派人回原鄉招工買具,拓墾速度日有增加。人數多了,便擴張拓墾附近村莊,成為客家村的一個集團。當時有二大事功,現在仍值得紀念的:一為他們組織了以神嘗祖會為名義而事實上是一種土地利用合作社的祭祀公業;一是利用現成茅草竹石為材料築成「堵水埤壩」,以利灌溉的大好技術。有了錢,有了人又有了技術,不久就將荒野變成良田。諺云:「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人和就是我們先人留下的最大美德。

右堆居民先在里港的武洛莊居住而且相當繁榮,可惜河流沖刷田地頓減,不足以維持眾口,幸有統領林桂山、林豐山兩公賢能,向鳳山縣呈請開墾屬於禁地的美濃,乾隆元年清政府念及六堆義民二次立大功,乃准予遷莊開拓,而繁榮至今。至於中北部的客家村開發,全在六堆之後數十年,歷史較淺。

我歷代先民從不侵佔他人已墾地方,但也不甘外人欺侮。六堆開拓後三十年間,他們含辛茹苦,專心墾拓,不管外事,也少與鄰近他族居民發生磨擦,只知自治自衛。迨至一七二一年朱一貴之亂,威脅到六堆生存時,才起而抵抗,各地士紳集合於內埔媽祖廟聚議,成立六堆(隊)鄉團,派往前線作戰,是第一次的團結衛鄉。幸得當時的居民多是單身漢,且曾學武,旗開得勝,凱旋而歸,使清廷當局驚喜激賞,除敕建忠義亭外另加許多優遇,也使世人刮目相看,事平後義民軍回六堆耕田讀書,少管閒事,但至後來吳福星之亂及大規模的林爽文之亂兩役,臺南府、鳳山縣再三前來商懇出兵援救,因義不容辭,乃出堆二次,又是大捷成功。再經蔡牽之亂,出力助政府剿平亂事後竟被貪官誣告「濫殺良民」,大總理以下數百幹部受害。於是始知清政府的惡劣腐敗,而至灰心至極。其後林萬掌及戴萬生之亂,因與六堆存亡有直接關係乃出堆力戰,保衛鄉土的生存。

清代二百年間,我們先人幾未蒙其恩惠,全靠自衛自治。幾次協助剿匪有功後,始准許我們參加考試,但庠生名額很少,好學聰明的六堆先人應考者多,錄取者少,雖心有不平亦只有忍辱。幸得鄉試京試取錄方法不同,所以有清一代鳳山縣屬的舉人二十八人中,六堆士子竟占二十人,進士四人之中占三人,大大的表現了我們的優異。經濟上的繁榮,亦因先人的勤儉樸實,和氣合作,時時改善,年年進步。可惜無港口和商埠,從商者少,故未出現大企業家。但堆內貧富平均,鮮盜竊、無妓女、有秩序、有禮義,成為世外桃源。

臺灣割讓,日軍侵臺時,六堆義士在佳冬、長治等地奮勇抗戰,雖屬以卵擊石,無濟於事,但為國家民族,不計成敗,而奮起犧牲之忠義精神,實足以代表氣節,所以台灣光復西勢忠義祠重修時,總統頒發匾額贈「民族正氣」四字,可謂當之無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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